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杨立平
两年前，《北京文学》的总编辑杨晓升对我说，能不能采访一下王亚文和刘行军，他们的爱情故事特别感人。
晓升是我尊重的师长，应他之约，给《北京文学》写报告文学很是荣幸；晓升又是尽职尽责的主编，从采访过刘行军夫妇的央视主持人张越那里要来王亚文家里的电话，于是这篇稿子我不得不写了。我先上网查得了他们的资料：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承诺二丫，毕业后与她成婚。二丫苦等三年，等到的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那份感情，没再谈恋爱。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他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回上海成婚。他们住在30多平方米的蜗居。二丫因哮喘失去右肺，刘行军因肝癌做了肝脏整体移植手术。这对生活艰难，恩爱如初的夫妇被评为“2004年感动上海十大人物”。
我在《家庭》当了十几年特稿编辑。特稿是一种注重题材新鲜性、人情味、可读性和卖点的文体。我觉得知青这种题材太老了，生死恋早已过时，这种题材还会有读者么?二丫在恋人背弃誓言后仍坚守那份感情，这一爱情观和价值观
能否被人理解?
有报道，在流行文化的座谈中，90后女大学生说什么也弄不明白，喜儿为什么不嫁黄世仁?她们语出惊人：“嫁人就嫁黄世仁，黄世仁有钱，如果喜欢大春，就让大春做情人好了。”
共青团上海市委日前进行的一项针对上海青年的大型调研显示，很多当代青年不再信奉“爱情至上”，对于爱情的力量不再那么有信心。
在电视节目“相亲”中，女孩马诺放言：“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也不坐在自行车的后座笑。”她因而一夜成名跻身于“二线明星”，更有一个个男人给她送来宝马车的钥匙。女孩楼姚则宣称“非富勿扰”。当自称月入百万的“豹哥”带着钻戒、名车钥匙、房产证出现时，楼姚立刻垂下高傲的面孔，连考验性能力、试婚这样的条件都一口答应。
德国科学家研究后认为，6500年前，强大的恐龙死于当时恶劣的“空间天气”。难道爱情也遭遇恶劣的“空间天气”，这一文学的千古绝唱将戛然而止?
我犹疑两年之久，直至晓升老
师几次催问，才前去上海采访刘行军夫妇。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情难自抑，被主人公感动得泪湿双颊。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晓升老师为何看重这个题材，明白了这一段老土得掉牙的爱情的现实意义。
1.二丫是我的初恋，是黑土地上的向日葵。——刘行军
2004年2月，我出现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内，我的体重急剧减了10多公斤。病情恶化，高烧不退，肝腹水，黄疸也越来越高。4月9日，妻子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妻子被医生叫进去，回来时两眼通红。
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手掌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
病房里有四张床，其他三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恍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双腿立时绵软无力。肝癌是癌中之王，是一种死亡率极高，极为可怕的疾病。30多年前，我在北大荒当过生产大队卫生所
药剂员，懂得医学常识。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2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妻子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瞌睡。可是，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我稍微动一下，她就会惊醒。深夜，微弱的光线穿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无力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小我6岁的女人背到上海，我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1994年11月13日，我下班后乘公交回家。当时我在上海市劳教所刚刚成立的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基金会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在外滩，我的家在徐家汇的健康路，是单位分的一套30多平方米的蜗居。我从926路车下来，转乘43路车。正赶上那几天修路，43路公交站挪到东方商厦的门前。我刚迈上路边的台阶就听有人喊我，扭头一看，从东方商厦里面匆匆地跑出一个人来，呼扇着双臂像只大鸟。他激动地说：&l
dquo;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合心屯知青点的小辉子啊!”
我的头嗡的一声：北大荒的合心屯?当年我插队的地方。小辉子不就是曲胜辉，我们知青点的户长?插队时我们走得很近，回到上海后再没见过他。其实，回到上海后我跟当年所有的插友都不再联系。离开18年了，合心屯一直深埋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努力从记忆里删除它，却多少次梦回。合心屯，连同那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向日葵，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中了。
曲胜辉握住我的手，拼命摇着：“我找你找得好苦，发动当年的上海知青找了你近半年……今年六月我回屯子了，屯子里还有一个人仍在想你等你。这些年她一直一个人生活，她的身体很差。”
我心头的那一份震惊难以言说：“她怎么会一个人?这么多年了。”
“你啊，得回去看看人家。她太可怜了，看样子随时都可能走。她跟我说，生前若能看你一眼，死也瞑目了。”
曲胜辉又说了些什么，我完全听不到了。跟他分手后，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记忆里，她美丽、烈性、茁壮得如一株夏日里的向日葵，我想象不出她病是什么样子。我的心剧烈地疼痛着
：“傻丫头，她怎么那么傻啊!”
她已经36岁了吧?我以为她早已嫁作他人妇。她是那么美丽，是十里八屯男青年暗恋的对象，我当年能狠下心离开她，就是想，以她的条件，在当地找一个好人家、过上一份安稳的日子是不成问题的。这个想法让我的良心安稳，心没那么疼痛。我低估了她，低估了她的刚烈，对待爱情，她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1969年4月28日，我怀着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信念，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北大荒插队落户。这一年我16岁，初中刚毕业。我和23个上海知青被分到黑龙江省德都县太平公社庆丰大队二小队。头一顿饭，吃的是打卤面，大酱在锅里炸炸，拌在面条里，面里的砂子直硌牙。住的是草坯砌成的马号，条件的简陋让我们心凉。
那个夏天，我们一直在盖房子，建知青点。将麦秸铰成一段段的，和在泥里，脱成坯。挖草垡子，晒干垒墙。开春了，我们跟着老乡下地，起猪圈，放牲口。北大荒的太阳将我晒得黑黑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双手粗糙，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人认出我是上海来的知青。1974年1月，由于我表现出色，被安排到二队卫生所当药剂员。我勤问好学，不仅学会了配药，还学会了打针。可是，5月的一
次失误差点毁了我的前程，却让一个女孩撞进我的人生……
那个早晨，卫生所的病人很多。我按照医生的处方把药分好，用马粪纸包好，递给病人。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西医王大夫给他开了核黄素，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把他的核黄素给了另一个病人。两包药递出去时，我的心动一下：“会不会搞错了?”当时人多，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氯丙嗪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病类药，过量服用会引起昏迷，肝肾功能不全者严禁使用。王振江偏巧肝功能不好。王振江在乡里办完事，下午往家走的道上感到不舒服，想起早晨开的药。当地人不懂医药常识，服药有个习惯，医生让他吃一片，他就吃两片，认为下猛药病会好得快。药袋上写的是一日三次，每次一片，王振江一下吞服了四片。
卫生所在前屯，王振江家在后屯，相距半里地。当他到家那会儿，药劲儿上来了，脸色变得蜡黄蜡黄的。他想解手，屯子的厕所都建在房后。他刚走到房东头就“咕咚”倒下了。幸好被家人发现，把他搀进屋里，扶上炕……
傍晚时分，卫生所下了班，我到院子里的井沿旁打水，辘轳刚将
一桶水摇上来，见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王大夫在吗?”
她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格子衫儿，屯子里的姑娘除年节或出嫁很少有新衣服穿，贫穷像一只乌鸦成年累月栖息在家家户户，轰都轰不走，别说穿新衣服，许多人家都填不饱肚子。她跑得气喘吁吁的，泛着红晕的脸庞挂着汗珠，头发又黑又浓，两只大眼睛充满惊慌。
前面我说过了，五月的北大荒还没泛绿，目光触及之处一片荒凉。这姑娘的出现让我的眼前不由一亮，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姑娘我见过，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多次听到她的笑声，又响又脆传出老远。她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外号“小辣椒”。听说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
早晨把药付给王振江之后，我就有点儿隐隐不安。见到二丫那慌张神色，我的心咯噔一下：“完了，看来上午的药果真付错了!”我丢下水桶：“我帮你去叫王大夫。”匆忙领她去卫生所。王大夫还没走，我和王大夫骑上自行车，急忙赶到王家，打开药包一看，果然药弄错了。二丫的父亲已陷入昏迷，我的头脑“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
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不一会儿，二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听说我给他父亲发错了药，“嗷儿”地一声蹿上来要挠我，被她母亲一把拉住。她跳着高冲我喊道：“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我吓得躲在她母亲的身后，羞愧交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别怕。老头子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要你买棺材!”
老太太这一句话救了我。多少年过去，这句话我仍铭记于心。我和二丫成婚后的第六年，在我的主张下，我们把老太太从北大荒接到上海，跟我们生活了9年。2009年年底，老太太含笑终老于上海。这是后话。
我差点儿把二丫的父亲药死，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就往老王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二丫的父母身体不好，去县城时就给他们开点儿扑热息痛、阿斯匹林、安乃近什么的。北大荒人吃镇痛药有瘾，有事没事就吃一两片，说吃完身体舒坦。慢慢地，这一家人也接纳了我，过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份淳朴和厚道，驱散了我在异乡的孤独。
我每天都顺着前屯通往后屯的毛毛道往老王家跑，渐渐成为习
惯，只要有空两脚就莫名其妙地溜到他们家。有一天，我终于读懂了自己的心思：我喜欢上了二丫，那个要挠我的厉害姑娘。这一年我21，二丫还不到16。大田里的劳动让她早早抽条儿了，身材又高又挺，饱满得像秋天的麦穗，让我忽略了她的年龄。每天只要能看她一眼，或她像风从我的身边掠过，哪怕是黑灯瞎火踩着毛毛道回知青点，一路也满足得不得了，快乐得不得了。一天看不见她，我的心就像找不到栖身之处的小鸟在空中扑腾着。
那条毛毛道跑多了，似乎每道沟，每块石子都认识了我。1994年，我回北大荒接我的二丫时，天刚蒙蒙亮，大雪覆盖的村庄还在沉睡中，的士司机把我放在前屯的路口，不知是我那双脚准确地找到了那条被雪覆盖的毛毛道，还是那条毛毛道找到久违的我的脚，我一阵风似的就到了二丫的家门口。
去得多了，有时一天跑过去好几趟，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就叫上二丫的表哥王建国。建国跟我关系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穿衣服都不分彼此，这算不算够好?我们盘腿坐在二丫家那热乎乎的炕上，跟二丫的父母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我的心思像只小鸟儿落在屋里另一头的二丫的身上。可是，我跟二丫却没说过一句话。村子里的习俗既粗犷又封建，粗犷得已婚男女可以开
那种粗俗的玩笑，几个妇女可以在大田把男人摁在地上，扒下男人的裤子；封建得未婚男女不说话，否则会惹来闲话或被视为不正经。我们刚下乡那会儿，知青穿短裤在屯子里走动，小孩子就跟在后面看稀罕。男女婚姻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974年12月28日，我和王建国去县城办事，没想到却碰到去买东西的二丫，我的心猛劲儿地狂跳，差点儿要蹦出来。她笑着叫建国一声表哥，然后又转过脸用那毛毛的大眼睛看着我，叫一声：“刘哥。”
哎呀，这一声“刘哥”，叫得我那颗心像泡在蜜里似的，那个甜哪。我钻进商店，买二斤糖块塞给二丫。那个年代，村里被征过公粮，吃不饱的农民和知青连饲料都当口粮吃了。村里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块糖。二丫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剥开一个糖块，含在嘴里，快乐得眯缝着眼睛。
日子一天天过去，爱情像酒在心底慢慢酿造。我渴望向二丫表白，无数次揣着写好的纸条去二丫的家，又揣了回来。就这样又过去几个月，我在甜蜜中煎熬着。1975年8月9日，建国对我说，二丫今天早晨去另个屯子换鸡蛋，下午能回来。建国早已看穿我的心事，想给我提供一个机会。
我高兴坏了，不到中午12点就坐在二丫必经之路的路边等她，阳光毒毒地打在我的头上，身后是一片高粱地，高粱已长到一人高，躲进去肯定凉快。可是，我不能进去，高粱能遮住阳光，也能遮住我的视线，我生怕一眨眼二丫就过去了，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
等待将时间抻得每一分一秒都那么漫长，蝈蝈焦急地叫着，此起彼伏。我的目光顺着那条道伸向远方，恨不得把她从地平线一把拽出来。那条道像一幅画，一动不动地横在我的眼前，安静极了，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下午两点多钟，远方出现一个人影，我知道那就是二丫，惊惶地站了起来。这丫头走路也没个老实样儿，东踢一下石子，西扯一把野花。当她看到我时，惊讶地收住脚步：“刘哥，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一起，除了那片高粱地和躲藏在地里的蝈蝈之外，谁也没有。她就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那一根根睫毛和发际上的汗珠儿。这就是我爱的姑娘，美丽、热烈、野性，像向日葵一样明亮耀眼。你如果到过北大荒，一定见过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那灿烂的金黄铺天盖地，夺人心魄。而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向日葵!从那之后，我一直认为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儿。
二丫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意识到
什么，突然脸就红了。我一肚子的话像卡了壳，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们俩只好默默往前走，眼前的路越走越短，我的心越来越慌。那张小纸条握在手心里，已被汗水湿透了。有一次，我刚想开口，一只大蚂蚱呼地从我眼前飞过，张了几个筋斗消失在路旁没膝的草棵里，我吓一大跳。还有一次，我停住脚，鼓足勇气叫了一声“二丫”，二丫哎了一声，扭头看我，我的勇气突然消失了，见她手臂挎着个篮子，顺口问她：“换回鸡蛋没?”我的声音像被秋风抽打过的白菜，干巴巴的。二丫沮丧地说，没有换成。她告诉我没换成鸡蛋的原因，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屯子就在眼前了，已看见二丫家的那几间土屋，眼看就要失去了良机。我狠狠心，一步跨到二丫前面，面对着她。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二丫看我一眼说道。
我的这个开场白有点糟糕。只好接着问：“怎么个好法?”
“就是好呗。对我挺好的，跟亲哥哥差不多。”
二丫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没有哥哥。好了，现在她把我当成亲哥哥了。
这跟我的期待不大一样
，我没招了。索性把被汗水浸得湿答答的纸条塞进她的手里，自己转身跑掉了。
我在纸条上明确地说，我想跟二丫谈对象。几天过去了，每当见到她时，她都惊慌失措溜走。她没有回信，对我来说是失望，可是这一失望掺杂着希望与绝望。我忍不住又给二丫写一张纸条，恳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复：行，还是不行。趁人不注意，我把纸条塞给了她。
二丫回了我一张纸条。纸条的内容直到今天我都能背得下来。1994年底，我把重病的二丫背回上海，蜜月中，这张纸条的内容成为我们夫妻互相取笑的笑料。
2.褥子底下塞满了示爱的纸条，雪地上留下永不分离的誓言。——二丫
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去，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澜一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
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
医生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1996年，我的病情恶化，又做了一次手术，左肺被切除，右肺仅剩三分之一功能，那次花去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暗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去。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也许会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又一个绝望掐住我的脖子。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我小时很苦，我爸过去是德都县粮食局质检员，1958年大跃进，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家人下放到我妈的娘家——庆丰大队二小队。父亲不会干农活儿，在大队记工分。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父母的身体不好，工分挣得少，家里很穷，我四五岁，一双草鞋和弟弟俩
人轮着穿。北大荒的冬天多冷啊，我要出去上厕所得跟弟弟商量，让他把鞋子脱给我，从厕所回来再脱下来还给他。
六七岁时，有一次我发烧咳嗽，父亲花一块多钱给我抓了一副中药。药熬好了，父亲逼着我捏着鼻子喝下去。我喝下去又“哇”地吐出来，连刚喝下的 子粥都吐出来了。父亲用碗把我吐出的东西接住了。他说：“你给我喝下去，一块多钱啊。多少人想喝这药还喝不起呢。”父亲命令我站到墙角，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将那个碗递给我，让我再喝下去。我是流着眼泪和鼻涕把那碗东西喝下去的。
家里穷，姐姐早早就出嫁了。我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下田了。艰苦的劳动养成了我泼辣要强的个性。那次刘行军弄错了药，我气愤得冲上去要挠他，再见到他时，我很不好意思，有一阵总躲着他。他偏偏总来我家，成心跟我过不去似的。我的父母挺喜欢他，有的知青半夜三更下地里偷青玉米，烤着吃；偷别人家的下蛋母鸡，杀了煮着吃。他却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他勤快，谁家的活儿都干；心地好，不管屯子里谁病了，哪怕深更半夜也要背着药箱出诊；虽然那次给我爸抓错了药
，可是他的医术真的不赖，黑灯瞎火也能把针头扎进静脉。
我那次去外屯换鸡蛋回来，远远就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没想到是他。他给我一个纸条，说他喜欢我，问我能不能进一步发展。我还不到16岁，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不敢跟父母说。他催我表态，我只好写：“行军同志：信收到了，我还小。现在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事以后再说。”
直到35年后的今天，他还经常用这句话来取笑我。
我的纸条既没表示同意，又没有拒绝。他一如既往，天天来我们家，每天要偷偷地在我的褥子底下塞张小纸条，无非是今天卫生所来了一个病人，谁家的孩子病了，他去打针了。写的全是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没有甜言蜜语，也不会有甜言蜜语，那个年代不兴这个。
没多久，我的褥子底下就积有许多纸条，有一天不小心掉在地上一张，回娘家的姐姐捡到了。姐姐不识字，见叠得规规整整就以为是父亲记的账，交给了父亲。那天收工回来，爸妈的脸色都不对，我也没敢问。晚饭后，爸爸喊我：“过来过来，这纸条是什么意思?”我一下就傻了，低着头不敢吱声。
父亲厉声问：“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依然不吭
声。屯子里把谈恋爱看成是丢人的事，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人家是大城市来的，早晚要回去的，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你?再说了，你这么小就弄这个事情，还能有前途吗?”
我在生产队干得不错，16岁就当上二小队的妇女队长，正在申请入党。那个年代的人把政治前途看得比生命还重，父亲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我的眼泪一串串落下来，最终忍不住号啕大哭……
从那以后，刘行军再来家，父母就不给他好脸色了。母亲摔打着手里的抹布，撵他走：“该走了该走了，别人家到卫生所找不到你，还得到我们家来找，影响不好。”可是，燃烧的爱情哪能这样就叫停了?
头天晚上撵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偷偷地把给我买的衣服、袜子、雪花膏等东西塞到我的褥子下面。他挣的工分不少，一年大约能领回70元钱，在当时这是很大一笔钱。当他看见我穿上他的新袜子，就在纸条上写：“新袜子很好看，二丫更好看。”
我也想给他买点什么，可是手里没有钱，挣的钱全上缴父母了。冬天，刘行军打小麦子，累得快不行了。父亲让我买东西，我贪污了4角8分钱，给他
买了两盒葡萄烟。他宝贝似的舍不得抽。
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没明确向他表示同意，可是我们已相信对方属于自己。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三年间我们只有过三次约会。
第一次是1975年冬天的晚上，我溜出家门，刘行军在房后等着我。我们踩着积雪，手拉着手，顺着国道往前走。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牵异性的手，紧张得发抖。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灯光像两道利剑直逼过来，我们吓坏了，急忙跳进路边的壕沟。
第二次约会是1976年春天，这次也算不了约会，我收工后去房后放锄头，刘行军在给桃树打枝，我们在树下碰到了。
“你回来了?”他轻声问。
“回来了。”我特别紧张。
在我转过身要走时，他把我拉住了。我一回头，他的双唇就迎了过来。我们的唇轻轻碰一下，像触电一般迅速分开，我掉头就跑。
那是我们的初吻，惊慌、甜蜜了许多日子。
第三次约会是在1976年，刘行军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别的苦涩像海水浸泡着我们的心。那时，已有知青返城，知青点的点长曲胜辉在1975年被推荐到哈尔滨上大学了。刘行军跟他是坐一个火车皮来的。他的父亲
也是走资派，但他干活玩命，得到社员的认可，入了党。他跟刘行军关系很好，他的走让刘行军情绪低落了好一阵。
刘行军没有离开黑土地的打算。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北大荒，习惯了漫山遍野的雪，凛冽的西北风；习惯了一望无边的黑土地上，大片大片玉米高粱……还有，这里有他的爱情。我的父母已默许我们之间的交往。我们在偷偷地作结婚的准备。刘行军已悄悄买了红底绿花的被面、鸳鸯戏水的窗帘、红喜字儿的脸盆。我们还打算找一块地皮，盖几间土房，屋前种菜，屋后栽果树……
刘行军的父亲解放了，他在牛棚关了七年。得知我们的情况，他对刘行军说：“这个女孩子不错嘛。你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这很好!”他还跟我父亲通过几次信，鼓励我说：“好好干。郭凤莲也是农村的，在农村一样有前途。”大人的默许让我们幸福无比。
从上海来了一个知青慰问团，由老干部组成的，驻扎在县里，帮助知青返城，或在当地解决工作。他们给刘行军介绍了县里的几家企业，刘行军没有动心。大庆油田来招工了，多少人都向往去大庆上班，屯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去报名了，刘行军
也没动心。1976年冬天，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其中一个是佳木斯医学院。刘行军动心了，跟我商量：“我在卫生所干得不错，但终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只能做药剂员。若能读几年医科，回来就能做医生了。”
缺医少药的乡下，医生很受人尊重。我痛快地同意了，浑然不觉我的爱情正面临着危险。
1976年底，刘行军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不是佳木斯医学院，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来公社开会研究时，有一位副书记在大队蹲点时认识了刘行军，对他很有好感，他说：“干吗要读佳木斯医学院啊?不是有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吗?让这孩子回家吧。”
刘行军蒙了。他哭着找我：“丫儿，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说“你别去了”。18岁的我根本就不懂得爱情里的算计和防御，即便料想到离别后那悲惨的18年，也决不会牺牲他的前途成全自己的爱情。
那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他早早就等在村小学起了一半的教室地基前。那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被照得明晃晃的，亮如白昼。我有点伤感地说：&ldquo
;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不知道人会不会圆。”他说：“会的。你不信?我发誓给你看。”
我们像孩子似的用手扒两堆土，分别在上边插上一根草棍，双双跪下，对天发誓：“二丫此生非刘行军不嫁!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回来娶二丫为妻。刘行军此生决不负她!”
就这样，刘行军离开了北大荒。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我和他的生离死别。那时我坚信他会回来，我们的爱情像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开得正烈。
3.三年等待换来一封分手信，我孤独地游荡在北大荒怒号的寒冬里。——二丫
刘行军很快就出现间歇性肝昏迷：意识障碍，失去知觉。
医生告诉我，由于肝脏受到严重损害，不能清除血液中的有毒代谢物，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形成肝昏迷。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肝移植。
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
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
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
的花。”结婚后，我们每年都回北大荒，在向日葵花开的季节。如果他不再醒来，那么向日葵灿烂的花海，将是他的长眠之地。
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付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
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的救命钱?
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没想过向亲戚求助?咋没想过呢?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一千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
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
我一辈子从没这样求过人，哪怕是刘行军我都没这样求过，否则当年哪会失去他?
我和刘行军对土堆发过誓后，第二年春天，我送走了刘行军。
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想，三年他就回来了，我们就在一起了，永远不分开了。那个年代，人单纯，瓜是瓜，豆是豆，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瓜有大小，有的长疤，有的长得歪歪扭扭，可都是自然形成。如今菜市场很少见到那种歪瓜裂枣了，几乎所有的瓜果都大得鲜亮得让人心惊肉跳。可是这些靓丽的瓜果没了味道和营养。
那个时代的瓜果是表里如一的，不像现在这样担心有假。我和刘行军的爱情就是那时地里长出的瓜果，自自然然，实实在在。我觉得自己跟刘行军已经发过誓，那就不会变了。我一点儿都不为自己的爱情担心。
我的信从屯子寄往上海，要走一个礼拜；他的信从上海寄回屯子，也要一个礼拜。我每半个月写一封信，收到一封信，十分准时。邮递员是我最亲的人，每当他来，我大老远就能看到他……爱情让我幸福、充实，浑身是劲儿，大田的活儿再累，也不觉得了。由于我干得出色，被提拔为大队妇女主任，成为预备党员。我想，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配得上他。
1978年暑假，刘行军突然回来了。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硬板，想给我一个惊喜。
那晚，我从地里回来，突然看到他坐在我家的炕上，正跟我父亲聊天，不由吓了一跳。没错，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哥!他望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情意，可是他身上的变化让我感到陌生，感到有种莫名的失落。两年没见，他成熟了很多。他
的脸变白了，人也斯文了，少了北大荒人的粗犷，多了上海人的精致和矜持。他的粗犷是北大荒旷野的寒风吹出来的，是黑土地上的高粱玉米养育出来的，我相信这永远不会褪去的。
可是，他回来得太不是时候，公社派我到县委党校学习，接受入党转正前的培训，明早就走。喜悦被沮丧冲垮了，我请求父亲，培训要18天呢，我能不能晚去两天，在家陪陪他。父亲冷着脸说：“不行，入不了党会耽误你的前途，人家可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抛下你去读大学的，你现在为他丢了前途，两个人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大?”
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父母嘴上不说，心却一直为我悬着。见他回来，母亲生怕我脑袋一热做出吃亏的事情，屋前屋后，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大队书记是我们家的远亲，听说刘行军回来了，也过来找他聊天。搞得我连跟他说句贴心话的机会都没有，急得屋里屋外地乱转，他的眼里也充满焦急与无奈。吃完晚饭，书记让刘行军去他家住，把“他”押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刘行军就跑回来，我妈正在外面做饭呢，他瞅空钻进我的小屋：“今天你非得走吗?”
我说，没办法，爸妈看着，不走不行。
他委屈得不行，眼泪在眼
圈儿里转悠。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我去党校报到后请假出来，下午一点我们在县城的卫红旅社附近见面，不见不散。
谁知我到党校报到后，党支部书记是个脸紧绷绷的老太太，她说什么也不给我假。我急得满嘴大泡，也不敢迈出党校的大门。那时候的人特别忠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导的话就是圣旨。这下可苦了刘行军，我走后他就急匆匆地赶到县城，从上午苦等到下午也不见我的影子，只好坐长途汽车赶往离县城很远的党校。下车时，已是傍晚，天下起了雨，车站离党校还有6里地，不知道天黑前能不能赶到，到后能不能见到我。他在雨地里犹豫着，徘徊着，又焦躁又不甘。在最后一班往县城的车要开的一瞬间，他跳上了车……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德都县，坐火车返回上海了。
分别两年，千里迢迢赶回来见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他的失望和难过可想而知。我满心歉意和凄苦给他写信，向他道歉。父亲给了我50元钱，作为党校期间的零用钱，这是我有生以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一笔钱。我一分没动，全部寄给了他。
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开了又谢。日子一天天向前走着，我盼望着1980年的到来。这一年刘行军大学毕业，或者他回到屯子里，我
们盖起几间土房，屋前有菜园，屋后有果树；或者我去上海，一切都听他的。
1980年终于来了，我早早就选好了向日葵的籽儿等春暖花开时把它们种到地里。早春4月，我给刘行军写信，问他大学毕业了吗，什么时候回来?我想刘行军回来怎么也得夏天毕业，那时向日葵刚好长到一人高，开出充满生命的黄花。在他进村时，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仰着金灿灿的脸迎接他。
信寄出去后，我数着日子等回信。一天，两天，三天……他的信一直都是半个月一封，极为准时。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迟迟不见他的信。我坐立不安了，他是生病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一个月过去了，我急得一夜夜地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想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唯一没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
在第46天，没等我问，邮递员就笑了，“你等的信来了!”我把信放到胸口，摁住狂跳的心，飞奔回家。等不及进屋，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
信中写道：“你的信收到了，我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上海闽行区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结婚的事现在看不大可能了，条件实在不允许，我回黑龙江不现实，你来上海户口解决不了，没有户口就没有一切。实在没办法，对不起
，希望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祝你幸福。”
就这么短短的几行字，我一遍遍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天的太阳光很毒很亮，晃得我的眼都花了，脑子一片昏乱，信上的每个字都认识，却怎么也弄不懂它的意思。突然，我恍然大悟，他这是要跟我分手!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哇地一声哭出来。在上房休息的父母听到哭声，赶忙过来问怎么了，我把刘行军的信拿给他们。父亲看完信，心里不好受，说出的话很平静：“这有啥稀奇的?人家上海的孩子，早晚终归要回到上海去的。跟你说你不信，这回信了吧?”
过去屯子里的人说我，没见过这么爱笑的姑娘，人没到笑声先到了。可是，一夜之间我的笑声谙哑了。刘行军说我美丽，热烈，野性，像向日葵一样明亮耀眼；可是，一夜之间寒霜降临大地，所有明亮的花瓣失去了青春的颜色。以前哪里人多我往哪里钻，现在我就想一个人躲在角落傻呆呆地坐着，对着墙壁哭，墙壁也对我哭。准备结婚的红底绿花的被面仍然存放在小柜子里；三年间从上海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上海的信件，每一封每一个字我都能背诵下来，我不相信那些甜蜜的充满了绵绵情意的话语是假的!
我步履蹒跚来到知青点，几间土房是知青插队头一
年，一手一脚盖起来的。“和大泥，脱大坯，吹大喇叭，锄大地”这是东北有名的“四大累”，盖房占两样。刘行军多次笑着跟我说：盖房把他累趴下了，差点累死。没想到进去没几天房子就下沉，墙裂出一道道的缝子。北大荒冬天冷得邪乎，夜里寒风打透被子，冻得人尸体般僵硬。知青们实在挺不住了，一个接一个地搬出去，借宿到老乡家。第二年才搬回修好的房子。
如今屋还在，人却去了。土屋里住进了几家五保户，院子鸡鸭粪便斑驳，晾衣绳上晒着不知谁家的旧衣，寒风中翻飞着，冻得僵硬。
院子里，那口老井犹在。我恍惚回到1969年5月，我还不满11岁，读小学呢。同学说，屯子来一批上海知青。上海知青是什么样的?我有点儿坐不住板凳了，盼着老师快点下课好去看看稀罕。我们回到屯子时，见一群男女知青围着生产队院子里的水井玩闹，他们没见过农村辘轳，新奇地你摇几下，我摇几下，把水摇了上来，有的倒到盆里洗衣服，有的用大茶缸你泼我一下，我泼你一下，打闹起来。
有个个子小小，像半大小子的知青龇牙咧嘴地摇着辘轳，眼看就要把水打上来了，他突然失了手，盛满水的桶向井下落去，辘轳像掉在地上的线团飞快滚着。
他打了一个趔趄，差点被辘轳把打进井里……我跟着在场的人一起大笑起来，他脸涨得通红，瞥我一眼，难为情地溜到一边。这时，我才发现他斜挎着一个小红语录包包。
这个半大小子就是刘行军。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个一脸稚气，连桶水都打不上来的男孩让我流尽了半生的泪……
有要好的姐妹知道我和刘行军的事情，气愤地说：“你就这么放过他啦?平时的厉害哪儿去了。给他写信骂他!去上海找他，向他讨个说法!”
我不会给他写信，不会去上海找他。见到他我说什么?现代的女孩被恋人抛了后，会向对方索要“青春损失费”，3万5万、30万50万。我总觉得她们轻贱了青春，轻贱了自己的感情。把全世界的黄金都堆到你面前，能减轻一点儿恋人离开的痛楚么?
我知道自己该忘了他，可就是忘不了。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下意识地在寻找，寻找他的影子。有时见前边有个男人的背影像他，我就会追过去看看；偶尔遇到一位上海人，我感觉到分外地亲。我知道，这辈子，我是永远走不出他的阴影了。我的魂魄被他带走了，剩下一具皮囊，孤独地游荡在北大荒怒号的寒冬里。
我找出他在屯子里时写的纸条，厚厚的一沓，没事我就看，都被我看得起了毛边，打了卷儿。这些写满了悄悄话、家常话的小纸条，是我纯真的初恋，伴着我一路走了过来。再不会有一个男人能给我写这样的小纸条儿了，每天一张，充满了爱恋。
我22岁了，这个年龄在屯子里已经是老姑娘了。一天，我一个人在家，大弟弟来了，说有人给我提了一门亲事，对方条件挺不错的。他走后，我大哭，极度的绝望和痛苦差点儿把房子抬起来。我妈回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刚才老三来了，说人家要给我介绍一个。妈妈说那你哭什么?我说，妈你也知道我的想法，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了。我的心里有一杆秤，秤的这一头是他，不论把谁放到另一头，永远都是轻飘飘的，我又何苦去害别人呢?
以后再有人提亲，妈妈就拦下来，家里也不再有人跟我提这个话题。
4.我拍了只有一个人的婚纱照，要请死亡来解脱自己。——二丫
2004年4月14日下午，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手术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时，医生让我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签字，
我的手抖得不行。当时肝脏整体移植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手术风险极大，很多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签完字，想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9时30分，刘行军在要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我的手：“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咬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我的泪珠滴到他的脸上。他抬手轻抚了一下我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
他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站在门外双手合十，向上天祈祷，保佑我的丈夫平安出来。医生啊，你慢慢给他做吧，我能等待，哪怕是地老天荒我都等……
1988年，我患肺结核、支气管哮喘，在呼兰住院治疗了半年多，病没有彻底好，我就出院了。
1989年年底，我的父亲因心脏病急性发作去世。临终前他看着我，满眼的疼惜和无奈，他最疼的二丫一辈子就这么孤单单地活在世上?
转眼间，跟他分手已9年了，那一条由卫生所通往我家的毛毛道，我每天都要望上无数
遍，好多次深夜里我听到毛毛道上的积雪被踩得吱吱响，熟悉的脚步由远而近，正向这边走来，我霍然起身，月光下的毛毛道跟这古老的村庄里的草木却正酣然沉睡，只有风在吹来荡去。只有入骨的凄凉。
1989年8月，我去县里开计划生育会。前来参加会议的妇女主任们叽叽嘎嘎地讲着她们的丈夫、孩子，我听到耳里，如针扎在心上。散会时大家去照相馆拍合影，我无意中发现那布景竟然是上海站!
合影拍完了，那些妇女主任都走了。我对摄影师说：我想在上海站的背景下拍几张照片，我要拍婚纱照。摄影师说好的。我挑出一件漂亮的婚纱穿上，坐在镜子前，我一边仔仔细细地为自己涂亮嘴唇，画弯细眉；一边默默地说，你今天是最美的新娘。
我站在上海站的背景前，对摄影师说：“拍吧。”
“就这么拍?”摄影师问了一句。
他的目光四下寻找。他可能没拍过一个人的婚纱照，被我搞糊涂了。
“就这么拍。”我说罢，泪水涌了出来。
我站在上海站的背景前，拍了三张婚纱照。
几天后，我取回照片，在三张照片上分别写上：期望、希望、绝望。我想用以纪念我和刘行军的爱情三阶段。我终于让自己做
了新娘，这一年我31岁。
拍完婚纱照，我不再望窗外的毛毛道。我的梦圆了，那一条毛毛道不再让我牵肠挂肚。9月，我去乡卫生所找到一个熟悉的医生，请她帮忙开100片氯丙嗪。医生吓了一跳，氯丙嗪是严格控制的精神病类药，当年我父亲因为刘行军的失误服了4片差点丢了性命，我知道这药的厉害。我说我一直服用这个药，从屯子里到乡卫生所太麻烦，12里地呢，你就开给我嘛。医生经不住我的央求，开给了我。我把100片氯丙嗪带回家，藏了起来。
选择死亡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件事，不论活得多么艰难，真要去死时，还是迟迟下不了决心。一直磨蹭到1990年腊月十六，邻居家娶儿媳，那热闹喜庆的场面再次刺痛了我脆弱的神经，我想，是了结这一切的时候了。我把印证爱情的纸条和信件一张张送进灶坑，看着火焰将它们吞噬，变成黑色的灰烬。当剩下最后一张他的三寸黑白照时，我瞥见站在田野中的他意气风发，棉袄上的毛领被风吹得翻飞，他的嘴微张着，好像在叫“二丫”……我说什么也舍不得把它填进灶坑，最后留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吃了两个馒头，很久没吃这么多了。身高1.65米，我的体重只剩下80来斤，瘦得一
阵风都能吹倒。一顿饭我只能吞咽进几粒米，食物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吃完饭，我换上刘行军读大学时从上海寄给我的两件衣服：一件浅粉的衬衣，一件黄色的带帽子的外套。穿好了，我把药揣进口袋，准备出去。我不能死在家里，我的家人还得在这房子里过日子。
我回头对妈妈笑笑：“妈，您看我漂亮吗?”我的笑容轻松极了，从决定死那一刻，我的内心变得十分轻松。爱情折磨了我这么多年，终于能放下了。母亲正缝一只旧袜子，抬头看看我，笑了：“漂亮，我的闺女真漂亮!”
我走出家门。天已经黑了。天气很冷，大约有零下40度。朔风裹挟着雪花，落在脸上，我倒下的话很快就会被大雪覆盖，肉体将在地下化成泥。明年当冰雪融化时，我的头顶或许会长出一株向日葵，那向日葵会固执地把金灿灿的脸庞转向南方，无望地期盼着他的归来吗?当秋天吹起，向日葵金色的花瓣纷纷凋零，那一粒粒饱满的果实，是否在秋风中窃窃地诉说无尽的哀怨?
我拐到后屯，看了看大弟弟和他的家人，默默向他们道别。出来后，我向父亲的坟地走去，父亲直到死也不放心他的二女儿，就让我在父亲的坟前结束生命，陪伴着他老人家吧。
父亲的坟约有三里地
远，我顶着寒风走了一里多，忽然听到有人叫我：“二姐，二姐!”大弟弟追来了，他冲过来一把拉住我：“二姐，这么冷的天，你要去哪儿啊?”从决定死那一刻起，我一直没哭。可是看到大弟弟，我的眼泪哗地下来了。我说，心里有点难受，我想去爸爸的坟地看看。“这么晚了你去坟地?你想死吧?”大弟弟又气又急，原来弟媳见我脸色不大对，担心我有事，让弟弟追来看看。
大弟把我送到家就回去了。我跟妈妈坐在炕上看电视。电视里演了些什么我全都不知道。也好，就等到深夜吧。那时间没人打扰，走得清静。10点多钟，小弟和弟媳从外面回来了。父亲去世后，我就跟母亲，小弟一家住在一起。小弟和弟媳进房睡了。我给我妈倒了一杯水，把她平素吃的药片递给她。又端来一盆水给她洗了洗脚。妈妈，对不起，您为我操劳31年，让我最后一次为您尽孝吧。
11点多钟，我把100片氯丙嗪吞了下去。我走出小屋，走上了那条毛毛道。我知道离家半里远的地方有个大坑，纵身跳进去，即便药性不发作，这么冷的天冻也冻死了。我去意已决，不想给自己留半点生机!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好圆好大，照得天地一
片银白。10年前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和他偷偷溜出来的那个夜晚，也是在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下，我们发誓永不背弃。10年后的今天，誓言仿佛还在月光下的雪地上回响，却已是物是人非了。
后面隐隐传来呼叫声。我回头一看，是小弟!原来妈妈没有睡实，听到我开门出去了，等了一会儿，见我还没回来，就叫醒小弟出来看看我。从那时起，我相信了，至亲的人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心理感应，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彼此间一定能感应到，并及时出手相救。
我扭头拼命向前跑，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向前跑。小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我，从后面死命抱住我：“二姐，大冷的天儿，你这是干什么?”在姐弟四个中，我跟小弟最亲。对大龄没出嫁的姐姐，弟弟和弟媳从来没有嫌弃，没有冷脸相对，恶言相向。村子里的姑娘该嫁的都嫁了，小弟和弟媳从来不提这个话茬儿。他们知道姐姐心中存着一个人，他们尊重姐姐的选择。这在落后封闭的屯子里，相当不易。
我嘶声说：“你回吧。我今天是不会再回家了。”一边拼命挣脱小弟，挣脱不掉，我索性坐到了雪地上。小弟拉不动我，也扑通一声坐到雪地上：“二姐，我陪着你。”粗
大憨厚的小弟不会劝人，他急得一把扯掉了身上的棉袄，身上只剩下一件薄内衣。这怎么得了，这么冷的天!我的眼泪迸了出来，那一刻我真的很绝望，活着艰难，原来死也这么艰难，老天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啊。我把棉衣捡起来让小弟穿好：“走吧，我跟你回家!”
妈妈又着急又纳闷，见我回来了，嗔怪道：“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真能闹。赶紧上炕睡觉。”
我把鞋子脱了，没来得及上炕，就一头厥那儿了。就听我妈焦急地叫：“快看你二姐咋啦?”小弟扑通跪在地上：“二姐，你到底咋的啦?你说啊说啊!”妈妈和小弟焦急的呼叫声越飘越远，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已是七天后。我醒过来的第一眼，看到我妈坐在我跟前哭。妈妈变得更加苍老憔悴了。屋子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小弟的头上、手上缠着纱布。那天药性发作，我摔倒在地上，小弟扑过去问我怎么了，见我不作声，他急得用拳头把窗玻璃全砸碎了，砸得拳头鲜血淋漓；他又反身去厨房操起菜刀，猛砍自己的头……鲁莽的小弟啊，以为姐姐什么事怄气想不开，他恨自己没
看护好姐姐，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姐姐!
小弟握住我的手，声音喑哑：“二姐，你是想害死我们。你死了，不知情的人会说我和你弟媳容不下一个姐姐。你让我们今后在屯子里怎么做人?”小弟号啕大哭。他悲切的眼泪滴到我的手上，唤醒了我：是啊，我就顾着自己的感情。我死了，我的亲人怎么办?我怎么没想想他们的感受呢?
不会再去死了。死而复生后，我成了失去灵魂的人，行尸走肉般活在世上。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严重的哮喘让我每一次的呼吸，都像拉动的风箱，呼呼作响。
1994年，知青曲胜辉回访北大荒，这是1976年知青返城后，第一个重返屯子的上海知青。纯朴的村民们纷纷拉他到家里作客，款待归来的游子。我在大队书记的家找到了他。他见到我惊诧万分，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形销骨立、眼见油尽灯干生命之火随时会熄灭的女人，同当年那个漂亮烈性青春逼人的二丫联系在一起。书记叹息道：“你们那个刘行军，可把我们二丫坑苦了。”
我流着眼泪向曲胜辉讲述了我和刘行军的故事。我滔滔不绝地对他述说着，这些年埋在心里的苦水倾泻而出，曲胜辉听得泪流满面。1975年曲胜辉被推荐到哈尔滨读大学，毕业后先是留
校，后调到山东省国际贸易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曲胜辉魂牵梦绕、念念不忘当年插队的黑土地，终于踏上了回访之路。曲胜辉说知青点的人隐约知道刘行军爱上了后屯老王家的丫头。有一天刘行军从后屯回来，已经是深夜了，几个知青审问他，究竟进展到哪一步了。一个知青笑道：“还用问吗?该做的都做了。”
我含泪告诉曲胜辉，如果当年真的“该做的都做了”，不枉我这20多年的泪水，我这一生也就值了。曲胜辉说：“《红楼梦》里的晴雯死前说过，如果我和宝玉真的有什么，也不枉担了虚名。你啊，比那个晴雯还痴还傻还刚烈。”
他立起身，深深鞠一躬，说道：“二丫，我们知青对不住你，对不住这一块黑土地，我代表刘行军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
第二天，曲胜辉去了我家。我妈说：“见到刘行军你跟他说一声，这么多年我们二丫为他遭的这些罪。估计他也是老婆孩子一大堆了，没别的意思，有可能的话，让他来看看二丫。二丫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自离开北大荒，曲胜辉再没见过刘行军。他表示回去后一定想方设法找到刘行军，
告诉他，在当年插队的地方，有一个姑娘一直等着他。
曲胜辉走了，一去再无踪影。肺病、支气管哮喘让我整夜整夜喘息个不停，我看到死神张开黑色的翅膀，不时在我面前盘旋。那么，就让死神来吧，我对这个世界已了无牵挂——
5.我被劈成了两半，一半在上海，一半在北大荒的风雪中。——刘行军
上苍也许听到了二丫的祷告，也许他目睹了我们18年的离别，及团聚后的苦难，终于动了慈悲之心。
2004年4月15日下午3点多，当手术进行了一半，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新的肝脏将与我的下腔静脉、肝门静脉、肝动脉吻合……
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了整整六个多小时，当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在体内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走出了生死的临界线，深部静脉血栓、心肌梗塞、败血症随时会发生，每一种都可能要了我的命。接下来的几天，是极其危险的排异期。
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窗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会带走我。
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4年，二丫到上海后第七天就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肺大泡，也叫大泡性肺气肿，是由小支气管的活瓣性阻塞引起的，跟她过去长年的支气管哮喘有关。1996年，她的肺大泡破裂，产生自发性气胸，而引起严重呼吸困难。那情形真的恐怖，像一条被搁浅在岸上的鱼，干张嘴巴喘不上气来。我把她送到上海中山医院胸科，医生给她检查后说，她的左肺整个僵掉了干掉了，右肺仅剩三分之一功能。当她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18年。
我今生做下的最大蠢事就是给她写那封分手信!那时我刚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到闽行区一所小学当老师。二丫来信问我，什么时
候回去?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迟疑着，不知如何回她。说句实在话，任谁都不可能没有挣扎，一边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一边是北大荒偏远的闭塞；一边是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一边是黑土地上的春种秋收。上海，我生于斯长于斯，父母兄妹都在这里，这里有化不去的骨肉亲情；北大荒，我从16岁到23岁，七年的青春播撒在那里，我的初恋、我的恋人都在那里。让二丫来上海?她的户口没有办法解决，没有户口就没有粮证、布票及城市人能享有的一切，甚至我们的孩子也将注定是农村人，连在上海读书都不可能。还有，我不敢想象，小学没毕业的二丫，一株生长在黑土地的向日葵，把她移植栽种到上海，她的质朴与上海的摩天大厦、车水马龙是否会格格不入?她的纯真会不会在这个势利的城市枯萎?
从牛棚里出来的父亲这时恢复了职务，在上海市劳教局任局长。父亲知道我跟二丫的事，曾默许过我们的恋情。等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读大学，父亲的想法慢慢发生了变化。1988年，我读大二时回屯子看二丫，第二天二丫去了党校，两个人话都没说上几句。父亲知道后，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大老远去的……老王家心不诚。”
父亲看出我的犹豫
，问：“你老实地告诉我，你对她要不要负什么责任?”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是问我对她有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父亲希望儿子留在身边，以他那一代人对感情的理解，责任是第一位的，他不会问我跟她分开了，心里会不会撕裂般地疼痛，而这种撕裂的疼痛在后来折磨了我14年，就像一个人被劈开了两半，一半留在北方的漫天风雪中，一半留在南方的万丈红尘里。但那时我不懂，上海及它所代表的一切让我着迷，我大学刚刚毕业，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和重视，超过了今天人们对金钱的推崇。我的血管里奔涌着热情，希望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有所作为。其实，心理的天平在我回到上海读书时，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倾斜，只是我一直逃避，不想去面对。
我支吾着：“负什么责任?我想不需要负什么责任。”说这话时，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临分别时，我跟她在雪地里的誓言。
父亲兴奋地说：“那就好。有一个老朋友的女儿，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了。哪天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我于是给二丫写了那一封分手信。信发出去后，我坐立不安，我想以她泼辣的个性，
她也许会写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来骂我，也许她会冲到上海来也说不定，如果她当面质问我，谴责我，我会无言以对，无地自容。谁知一天天过去了，二丫随着我那封信的发出，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好像从来没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她消失在世界的另一头。
1994年11月，曲胜辉的出现，将消失的二丫从岁月的深海里推了出来，推到我面前。二丫一直苦苦地坚守着誓言，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她的坚守时隔14年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拷问着我——我这当年誓言的背弃者，爱情的逃兵。
回到家里，我找出了二丫的照片，和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张照片和这封信，这么多年我一直带在身边，1990年我去美国见我的前妻，在不多的行李里就有这张照片和这一封信。
照片中的二丫只有18岁，美丽、野性、充满了活力。我双手颤抖，打开了泛黄的信。信中二丫问我大学毕业了吗?什么时候回家来?她说你回来怎么也是夏天了，向日葵刚好长到一人高，结出一个个黄澄澄的果盘。等你回来时，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向日葵刚好迎接你。
这一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深烙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却很少有勇气打开来看。我想把它连同那一段往事埋葬在记忆的最深处
。
信是用钢笔写的，岁月让字迹变淡了。信中二丫的期待、思念、爱恋却穿过18年的时空，迎面而来。苦涩、悔恨，千般的滋味一起涌上心头，我失声痛哭。
当晚，我提笔给二丫写了一封信：“听说你病得很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在1991年离婚，现在是单身一人，你能否来上海?上海的医疗条件较好，也许能治好你的病。”
信发出去半个月，11月29日，二丫回信了。捧着那熟悉的字迹，我的心跳得厉害。二丫在信中淡淡地说：“我去上海不大可能，毕竟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意的话，就回来看看吧。曲胜辉都能回来看看黑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你不能吗?”
我赶紧向单位请假，到火车站买好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火车向前奔驰着，飞奔向那块黑土地。近了，更近了，北方的朔风吹打着车窗，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大地上厚厚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惨淡的光芒。这一切，熟悉得让人心跳。岁月催老了青春，催白了鬓角，唯有北方坚硬的朔风和厚厚的积雪不变，静静地等在这里，等着它迷途的孩子回家。
1980年底，我跟父亲提到的那位华东师大英语系的女教师认识了。1984年，我们结了婚。前
妻是上海本地人，有着上海女子的精明、能干、上进。适逢当时上海刮起第一波出国热潮，她被这股潮流裹挟着，一心想出去。我对此淡然，我这时已由学校调到上海市少管所，当了一名管教。我喜欢和那些孩子们打交道。由于犯了某种过错，他们被带进了少管所，经过管教的帮助，出去的时候，他们大多变回了正常的孩子。修正孩子们的心灵，改变他们错误的人生轨迹，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可出了国，我又能做什么?
前妻的努力有了结果。1987年，她拿到了去美国的护照。恰在这时，她发现怀孕了。我恳求她，把这孩子生下来。我们都已经30多岁了，该有自己的亲骨肉了。父亲知道后也让她生下孩子再走。我们为此吵了又吵。一天，她从外面回来，很冷静地告诉我，她把孩子做掉了……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打击。当年为了回上海，我把二丫孤零零地丢弃了；现在前妻为了去美国，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同样是欲望驱动下的冷酷的举动，我先是冷酷事件的制造者，后是冷酷事件的承受者。角色的转换让我明白自己是怎样伤害了二丫。
两个月后，前妻去了美国。她不停地写信催我过去。1990年，已拿到绿卡一年多的前妻给我发了最后通牒，如果我再不过去，将解
除婚姻关系。我不得不站到美领馆门前等待办签证的长长的队伍里。轮到我了，签证官草草地看了一眼我的资料，只说了一句：“你怎么才来啊?”就给我签了。
前妻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小镇上的大学城读研。她的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奖学金。她说如果你不愿意出去打工，留在家里我也养得起你。我怎么可能让妻子用奖学金养我?我到中餐馆去打工，辛苦赚的钱除了生活还有剩余。
在美国生活了小半年。我一直找不到对这个国家的感觉。我对前妻说我要回去，前妻没办法，只好送我到机场。登机前，她对我说：“你可得想好了，你这一去，可就回不来了。”她还有一句话没说，我这一走，也意味着我们婚姻关系的终结。前妻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她不可能放弃美国的一切，跟我回国。我们只能分开。
一对平淡如水、时有吵闹的夫妻就这样分开了。我和前妻之前从未有过爱的激情，分手时也没有太多离别的哀伤。当飞机穿越云层，飞回祖国的上空时，我的眼前晃动的，是那漫山遍野怒放的向日葵。二丫啊，你活得还好吧?
1991年，我和前妻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不时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我都客气地拒绝了。曾经沧海难为水，跟前妻感
情破裂后，我才明白，我全部的爱情都留在北大荒了。今生今世，我不可能再爱上别人。就这样一个人平静地活着吧，直到终老。
午夜梦回，北大荒越来越多地出现，寒风雪地二丫清脆的笑声，无数次闪回在我的梦中。在遇到曲胜辉前一两个月，我几乎夜夜梦到那丫头。醒转来时，伤痛钻心。我想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了，我违背了誓言，把自己的另一半扔在了北大荒，老天要让我一辈子承受被撕裂的痛苦，承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
1994年12月1日凌晨4点，我在德都县下了火车。不对，火车站的站牌上显示的是五大连池市，德都已不叫德都，早已升级为市并更名了。我坐上了一部跑运营的车子，两个小时后，我站到了合心屯的岔路口。
天刚蒙蒙亮，村庄还在沉睡中。那条我走过无数次，梦过无数次的通往二丫家的毛毛小道，静静地藏在厚厚的积雪下。我轻轻地踩下去，脚板传来熟悉的感觉，像触碰到久别的恋人。我抑制着心头的激动，向二丫家走去。
到了，还是那五间熟悉的土坯房，那熟悉的木格子窗，二丫经常趴在窗子前看着我来到和离开。她那毛毛的大眼睛好似正望着我，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18年，二丫一直深藏在我心里，从未离开，从未消失。18年后，我有勇气重新回到这里，面
对让我羞愧难言的乡亲，不是为了责任，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找回一份遗失太久的爱情，找回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女人。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出来倒灰，她是二丫的弟媳，我走后她才进的这个家门。她看到大清早家门前立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外乡人，怔住了。但很快她就醒转过来，转身就往屋里跑：“上海人来了!姐，你快起来，上海人来了!”二丫床前的小桌子上，18年来一直放着我的照片，因此她能认出我。
我迈进了这个家的大门。
6.背她回上海。从17岁补偿她。——刘行军
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我善良温厚的北大荒的妈妈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这个憨直的汉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点丧命。二丫的舅舅——当年的牵线人、我插队时的好朋友王建国的父亲刚好在，他见了我，只说了一句：“18年了!”不胜感慨。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
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她迟迟不敢出去，她没有勇气出去，怕自己失态控制不住。
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二丫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这时大队书记听说我来了，也过来看我。屋子里坐满了人。
二丫的头始终低着，声音喑哑：“你来啦?”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瘦削得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岁月掠走了她的青春，可她依然惊人地美丽。她表面平静，内心翻江倒海。
“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剑在搅动着心脏。二丫的衰弱病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罪恶感。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傻!”我把她揽进怀里，我们放声大哭。我们诉说着离别后这18年，边说边哭。二丫18年的委屈和悲伤化作泪水的长河，不停地流啊流。一直说到日上竿头，说到日落西山。
二丫告诉我，22天前，她去生产队上班，门卫把一封信递给了她。信还没送到手里，二丫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字。那一种亲切感，说不出来的。18
年了，她可以在心里骂他千遍，却容不得他人说他一句!
二丫抱着信，跑进办公室，放声大哭。哭够了，忽然想起来了：“我怎么这么傻啊，倒是打开看看他都写了什么。”她从信中知道了我这么多年的遭遇，知道我离了婚，这个善良的丫头反倒同情起我来。信中我夹放一张近照，照片中我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表情有点忧伤。“他活得不开心。”二丫喃喃道。她的眼眶湿了。
在信中，我让她到上海来。二丫拒绝了。她倔倔地想：人总得有点自尊，你一封信说去我就去了?当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差，你也是一封信，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都过去18年了，我成了这副样子，已完全不是当年的我。我们有了巨大的差异，这你清楚吗?
二丫不奢望跟我结婚，如果可能，跟我见上一面，她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二丫，苦苦等了18年，却不想以此“要挟”我，成就一段“不般配”的婚姻，这一点，也体现了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个性。我的可钦可佩的二丫啊。
这22天里，她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对着我的照片哭泣。二丫的小侄女刚刚几岁，天真地问奶奶：&ldqu
o;照片中这个人是谁啊?是不是我二姑的男朋友?害得我二姑天天哭，他是大坏蛋!”小弟直统统地劝她：“姐，你得多吃多睡，别等人家真来了，你再死了!”
每一分每一秒，二丫都盼望着我的出现。但她不敢确信，我真的能出现。残酷的岁月辗碎了她的自信，如她所言，她已不复是当年的她了。
她没想到我来得这么快。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摸上去硌得慌。不把她带走，作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去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我又去跟她妈妈、她舅舅商量。舅舅迟疑不定，说：“那就开一个家庭会议吧。”
家庭会议是第二天上午在舅舅家开的，亲戚朋友都过去参加。我和二丫的妈妈留在家里，等待着大家的裁决。会议开了大半天，我焦躁地在屋前屋后转了大半天。
后来二丫告诉我，会上大家争论得很激烈。
二丫的小弟坚决反对姐姐跟我走，他愤怒地说：“二姐，你吃亏吃了这么多年，还没够吗?”小弟一直不肯正脸对我，吃饭时连座都不让，“站着吃吧，你有什么资格坐?”在他倔强的后脑勺上，我读出这样的潜台词。
一个远房亲戚说：“他走了这么多年，突然又回来了。别是在外面杀了人，又逃回来了。还是小心点好。”我回来在屯子里引起轰动，不少难听的话也跟着来了。
二丫的大表哥恨道：“太便宜了这小子!”大表哥亲眼目睹了二丫这么多年吃的苦，恨我恨得不得了。吃饭时拼命灌我酒，你知道东北汉子很鲁莽的，不喝不行。把我灌得大醉，吐得满地。
最后，舅舅发话了：“二丫自己拿主意吧，毕竟是她的事。”
二丫说：“这么多年，我生也好，死也好，毕竟都是为了他。他是杀人犯也好，什么也好，死在他手里，我死而无憾了。”昨夜一夜无眠，二丫想通了，她跟我走。这个善良的丫头，没有一句责怪的话，骂也没骂我一句，让我心里更加难受。
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出逃似的，带着二丫离开了合心屯。头一天我们去大队
办好了结婚登记用的介绍信。二丫把妇女主任的工作跟队长作了简单的交接。结婚的东西一样也没带出来，二丫的身体太差了，她接到我上一封信后，一直不吃不喝不睡，身体到了崩溃的边缘，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1.65的身高，体重只剩下38公斤，眼见油尽灯干了。我都担心她撑不到上海。
我们先到了五大连池市，二丫的表哥王建国在五大连池市公安局工作，听说我回了屯子，热诚地提出跟我见一面。我哪有颜面去见当年的好友啊?二丫的舅婆家在五大连池市，我们决定去她家住一宿，第二天坐去上海的火车。舅婆家住七楼，我提着行李箱先跑上三楼，放好，再下去把二丫背到三楼。接着如法炮制上了七楼。可怜这丫头连楼梯都爬不动了。
第二天，我背着二丫登上了去上海的卧铺车厢。一路上，我呵护她像呵护刚出生的婴儿，我用大毛围巾把她的脸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大眼睛，两条毛毯全都堆到她的身上。喝水、吃饭，全是我喂她。二丫又幸福又难为情。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父母这样待她，再没有人这样疼过她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停止过说话。实在困了才打个盹儿。
二丫说：“到了上海，我怕我不习惯呢。”“怕啥
?有我呢。”
“我不懂上海话，唧唧呱呱的，一句也听不懂。”“我教你，一句一句地教，总能学会的。”
“我想家怎么办?从来没离家这么远。”“想家了我们就回去。一年回一次北大荒，总行了吧?”
二丫的眼珠儿转了转：“你一个人住吗?”我说“是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时都住在单位值班室。反正一个人，反正劳教所里的孩子也需要人呵护照顾。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三年，我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
“房子还没装修。随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们的家，连同我的人，都交给她啦。
二丫忽然有点羞涩，嗫嚅道：“我去你妈妈那里住好了，我们还没办结婚手续……”
我生气了：“你这个人啊，又上来那个劲了不是?”
二丫紧忙合上她那双毛毛的眼睛，不作声了。列车在华北大平原上疾速穿行，正午的阳光淡淡地洒进车厢里。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我
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18年骨肉分离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团聚了。
我俯下身，附在她的耳边说：“我将从17岁补偿你。”
从此我的生命完整。除非死亡，这一生再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
作者手记——
2009年10月7日，我去上海采访王亚文、刘行军夫妇。刘行军嘱咐我，最好下午过来，二丫肺部切除后，上午喘得厉害，说话困难。下午2时，我走进健康路上海劳教所员工宿舍，二丫去了邻居家，刘行军一个人在家。
一房一厅的家，厅是暗的，摆放着杂物和一张床，二丫的侄女王静住在厅里。进了里间，是夫妇俩的卧房，靠墙摆放着一张大床，大床一侧整面墙壁用瓷砖砌成，上面喷绘着二丫的巨幅照片。22岁的二丫笑靥如花，从墙壁上望向屋子里的每一个人。
刘行军告诉我，这是他最爱的一张照片，能让他忆起青春的葱茏岁月，恋爱的美好时光。
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我开始了采访——
1995年1月2日，刘行军把二丫背回上海。第七天，二丫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她身体状况好转，出院回家。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左肺。每年
，刘行军都带二丫回北大荒，屯子里的人早就原谅了刘行军，像款待外出的家人般迎接他们的归来。2000年，刘行军把二丫的妈妈、小弟一家接到上海。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刘行军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从17岁开始补偿她。到上海的前半年，他上下楼都背着她。洗衣买菜做饭，刘行军包下了。两个人偶尔也会吵架，做管教时间长了，刘行军跟二丫说话的口气有时像“对犯人”，但两个人很快就会和解。他们有了10年神仙眷侣的幸福生活。
2004年4月26日，刘行军走出重症监护室。三个月后他出院回家。肝癌晚期的他经换肝后，身体奇迹般康复了。2009年，他重回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
采访进行到20多分钟时，刘行军缓慢的讲述忽然被身后一声“二丫啊”打断，声音、语气与刘行军酷似。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只鹩哥儿在窗前的笼子里蹦跳。见我们望向它，它又叫了一声：“丫妹!”刘行军笑着说，这鹩哥是三年前朋友送的，极聪明，能模仿男主人的语气说话。
鹩哥儿听懂了主人的赞扬，一连声儿地叫了起来：“丫妹”、“二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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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谁叫我呢?”人还没进来，二丫的笑声先到了。52岁的二丫身材修长，脸上有了淡淡的皱纹，眉眼间保持着年轻时的姣好。前几天跟二丫联系时，对是否接受采访她曾有过犹豫。她说不乐意再回忆过去，每说一遍心里都绞痛。
果然，二丫的泪水贯穿整个采访的始终。
这一对夫妻实在是多灾多难，磨难直到今天也没有放过他们，刘行军做肝移植手术欠下的20多万元外债，尚有近20万没有偿还。刘行军术后每月服用的排异药高达万元，除去医保报销，自己还要负担4000多元。二丫体内仅存三分之一功能的右肺，在2008年8月再次发病，医生让她马上住院手术，高达四五万元的手术费绊住了她，她索性连医院都不去了。二丫的小弟在小区做保安、弟媳在餐馆洗碗，侄女在打字社做打字员，每月四五千元的收入全部交给二丫，除了生活的开销，全部用于支付刘行军的医药费。
采访将结束，我问二丫：“如果生活能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她转过头去看身边的丈夫，夫妻对视时，眼神中的甜蜜与幸福令人羡慕。
“丫妹啊。
”鹩哥儿突然发出响亮的叫声，酷似刘行军，在声声呼唤自己的爱人。
——当现代人作茧自缚般将自己陷于一场有关物质和金钱的大梦时，二丫和刘行军却如一片让人清凉的绿阴，他们实现了爱的突围!他们用行动告诉人们：贫穷和厄运摧不垮爱情，爱情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堪比宗教，不容玷污。
选自《北京文学》2010.11
